似水流年（第2/4页）

我少年时代经常遇到可笑的习俗和繁文缛节，但那时我的童年世界依然是英勇顽皮的小世界。它用一点点干涩的幽默抵制着当时的逆境，也总是镇静地奔赴遥远的战场，好压下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径。只要我放开手脚，许多事情就会变得光明，变得仁慈，变得绝妙，变得可爱，让记忆充满激情的美好事情会在昔日岁月中找到。可悲的是，如今已无从知晓一个仍然强健的老人一旦卷起袖子会做出怎样影响时代的事。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历史不是我的研究范围，所以我还是说自个的事情为好，别去侵犯别人的合法领地，免得被警告：“每一个哨兵应该守住自己阵脚”——就像萨斯卡切万诺夫先生被当今小说中最迷人的角色所警告的那样（我的曾孙女可以证实这一点，她当今小说读的比我多）。

二

我出生在巴黎。小小年纪时母亲就去世了，所以我现在对她的记忆只能是模糊的碎片，好像总是热泪涟涟，面容上没有多少印象。我父亲教音乐，同时也是一个作曲家（我至今珍藏着一个节目单，那上面他的名字就排在一位伟大的俄国人旁边）。父亲看着我读完了大学，后来在南美战争的时候因患一种无名的血液病去世了。

在我七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和老祖母——小孩子有幸得到疼爱的至亲之人——离开了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在遭受难以描述的灾难，一个堕落的国家把灾难强加给一族人民，我是其中一员。在葡萄牙，一个女人给了我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橘子。客轮的尾部有两根粗短管，遮挡着弯弯曲曲的航流。一群海豚在表演精彩的空翻。祖母给我读美人鱼的故事，这鱼儿长出了双脚。好奇的微风有时候也会过来凑凑热闹，将书页乱翻一通，似乎想看看故事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对这次航行的记忆也就是这些了。

船到达纽约的时候，空间旅行者常常跟时间旅行者一样被古老的“摩天大楼”所吸引。其实所谓“摩天”是用词不当，因为它与天空发生联系，特别是在温室般晴暖的一天隐隐将尽时，远没有摩擦的感觉，而是难以形容的微妙、宁静。我稚气的目光穿过那些曾为城市中心增添光彩的开阔广场，看摩天大楼好像非常遥远，丁香花的颜色，水一般奇怪的质感，华灯初上时，和落霞浑然一色，半透明的建筑中脉动的内容带着梦幻般的坦诚呈现出来。

一些黑人小孩们安静地坐在人造石上。树木都有拉丁文名称，展示在树干上，就像穿着花哨、金龟子般蹲坐着的出租车司机背上贴着自己陈旧的照片画一样（在我脑海里，他们一般是和一些同样花哨的自动音乐播放机连在一起的，那里面的音乐如同便秘一般出不来，插入一枚硬币，这才神奇地一泻千里）。我们那时生活在一个身份证和表格的时代，看人看事都要通过名称和外号，不相信还有任何无名的事物存在。

最近流行一出话剧，写的是四十年代腾飞的新美国。易拉罐大行其道，但络腮胡子和衬衣硬领很可笑，不合时宜。演员们爱坐蘑菇式的旋转高背椅，我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没完没了猛转的东西。我们那时喝的是劣质的混合饮料（吸管也比现在舞台上用的吸管短得多），闷头贪婪地吸。我记得海报上浅薄的花样和低级的诗歌：一块冰冻的人造奶油沉了下去，上面冒起大量的泡沫，或者是一滴棕色稀泥一般的软糖汁，正从奶油块光秃秃的顶上往下滴。黄铜与玻璃的表面，电灯呆滞的反光，螺旋桨闪着微光，呼呼响，一张世界大战的海报，画的是山姆大叔和罗斯福那类疲惫的蓝眼睛，或者是一个下嘴唇厚得过分、穿着整齐制服的女孩（噘着嘴，摆个气哼哼要吻的模样，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年间流行一时的女性魅力）。还有混杂的交通噪音，从街上传来，令人难忘——声音模式和旋律特点，只有刻意分析才能知道是哪个时段的，否则听起来就是药店加金属世界的声音；在那个金属世界里，人在折磨金属，金属在反击人。